第二章

而此时的丹东，刘宇宁正蹲在租住的地下室里，对着一碗泡面发呆。

阿卓——他的吉他手，也是他乐队的成员，正盘腿坐在他旁边那张破沙发上，刷着手机。

“宁哥，你说昨天那姑娘是干嘛的？”阿卓忽然问。

刘宇宁从泡面碗上抬起眼皮：“什么姑娘？”

“就昨天递名片那个，长得贼好看的那个。”

刘宇宁没说话，把泡面挑起来吹了吹，塞进嘴里。

阿卓继续说：“我看那张名片上写的，梁珺律师事务所，合伙人。那姑娘看着也就二十出头吧？合伙人了？北京开律所的？那得是啥家庭条件啊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刘宇宁含混地说。

阿卓凑过来，拿胳膊肘捅他：“你糊弄鬼呢？我看你当时那个眼神就不对，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？”

刘宇宁被泡面呛了一口，咳了好几下，瞪着阿卓：“你胡咧咧啥呢？”

“我胡咧咧？你耳朵都红了。”

刘宇宁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耳朵，果然有点烫。他骂了一句脏话，把泡面碗往桌上一顿，起身去拿吉他。

“别整那些没用的，”他说，声音闷闷的，“练歌。”

但他的手搭在琴弦上，却半天没弹出一个音。

那张名片他昨晚回去又看了一遍。黑底白字，设计简洁，纸张厚实，握在手里沉甸甸的，像一张什么通行证，通往他不太了解的另一个世界。名片上印着的那张脸，跟他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个姑娘重叠在一起，他想了半天，觉得一个词跳进脑子里——“好看”，但好像又不够。

不光是好看。

是那种……一出现就让周围的一切都黯淡了的气场。

她递名片的时候，离他很近，近到他能闻见她身上淡淡的香味，不是香水那种浓烈的味道，更像是某种洗衣液或者身体乳的气息，干净、清冽、像冬天早晨的空气。她的手指修长白皙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没有涂指甲油，干干净净的。

她看着他的时候，眼睛里的光是真诚的，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“我欣赏你”，也不是那种带着好奇的“你挺有意思”，而是真的、纯粹的、因为他的歌声而被打动了的那种光。

这让他心慌。

他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一个人而心慌了。

刘宇宁今年二十五岁，人生的前二十五年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一部“血泪史”。四岁那年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，他跟爷爷奶奶长大。童年记忆里最多的画面，就是爷爷骑着三轮车送他上学，奶奶在厨房里佝偻着腰做饭。他不是没怨过，但那些怨气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生活磨平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朴素的、几乎是本能的想法：我得活着，我得让爷爷奶奶过得好。

他读过厨师技校，在饭店后厨切过菜、颠过大勺，在炙热的灶台前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，手上全是刀疤和烫伤。后来他觉得这样不行，不是不能吃苦，是觉得心里有一团火，老憋着。他从小就喜欢唱歌，在厨房里颠勺的时候哼，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路上嚎，在出租屋里对着墙唱。

二十二岁那年，他结了婚。

那段婚姻说起来也不复杂，就是觉得到岁数了，该结婚了，遇到一个人，觉得还行，就结了。但婚姻这种事，光靠“还行”撑不了多久。两个人之间到底有多少是同频共振的，有多少是三观契合的，有多少是真正的心动和吸引，这些东西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暴露无遗。离婚的时候没什么狗血剧情，就是两个人坐在民政局门口，他递给她一瓶水，她说“谢谢你，刘宇宁”，他笑了笑，说“别客气”。

二十四岁，他离了婚，彻底想明白了——他想唱歌，他想认认真真地、正儿八经地唱歌。

2014年，他和阿卓几个人组了个乐队，开始在酒吧驻唱。收入不稳定，有时候一晚上挣两百，有时候一晚上挣五十，还不够打车钱。他白天在一家小饭馆帮厨，晚上去酒吧唱歌，凌晨回到家，背台词一样地练歌词，练到天快亮了才睡一觉。

后来他开始在网上直播。那时候直播还是个新事物，没有什么人做，更没有什么人看。他对着手机镜头唱歌，有时候直播间里只有三五个人，他照样唱得声情并茂，唱完了还跟那三五个人聊天，逗他们笑，把直播间搞得热热闹闹的。

阿卓说他：“宁哥，你这心态真好，就仨人看你你也能唱三小时。”

他说：“仨人也是人，人家有那时间看你就够给面子的了，不得好好唱？”

再后来，他开始了街头直播。丹东的街上，有时候人多有时候人少，他就往那儿一站，不要伴奏，不要音箱，就这么唱。路人看他的时候他就笑，有人给钱他就说声谢谢，没人给钱他就继续唱。

他觉得这条路可以走下去。不是说他觉得自己一定能成名，而是他发现自己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心里那种充实感是前所未有的。这种感觉比他在后厨切一天菜挣二百块钱要来得强烈得多，也比他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带来的任何东西都要真实得多。

但是现在，坐在这个地下室里，对着那碗快要坨掉的泡面，他忽然觉得自己之前的那种笃定好像有了一丝裂缝。

一个姑娘。

一个像梁珺那样的姑娘。

她为什么要递名片给他？她说的“觉得你唱歌特别好”，是真的觉得他唱得好，还是只是一时兴起？她是做什么的？律师，合伙人，二十二岁，北大——这些关键词组合在一起，像一串天文数字，他算不清楚，但他本能地知道，那跟他之间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。

那种距离不是从丹东到北京的高铁五小时，是更本质的东西。是他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被生活推着去学了一门手艺，是她一路读到博士；是他从一个颠大勺的后厨走到一个街头直播的位置，是她从北大法学院走向一个律所合伙人；是他的爷爷奶奶还在为他的生计操心，是她的父母大概都是社会精英。

他不是自卑。

他只是太清醒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