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六,沈惊鸿没有出门。
继父赵大勇难得在家,坐在客厅里看电视,音量开得很大,茶几上摆着两个空啤酒罐和一堆花生壳。沈惊鸿的折叠床就在客厅角落,用一根绳子拉着一块旧床单当帘子隔开所谓的“私人空间”。
她缩在帘子后面,戴着耳机假装听歌,实际上在和大鸿说话。
“你昨天在办公室里说的那些话,你准备了多久?”沈惊鸿在心里问。
“没有准备,”大鸿说,“就是把你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了而已。你心里一直知道那些话是对的,只是你不敢说。”
“你不怕吗?万一他恼羞成怒动手怎么办?”
“他不敢,”大鸿的语气笃定得像在说太阳从东边升起,“那种人只会欺负比他弱的人。在我面前,他是弱的。因为他所有的能量都建立在‘我有钱’‘我有权’‘我是成年人’这些外在的东西上,而我什么都不需要。我没有可以失去的东西,他有一大堆。所以害怕的是他,不是我。”
沈惊鸿沉默了一会儿,脑子里转着一个念头,犹豫了很久要不要说出来。
“说吧,”大鸿说,“你在我面前没有秘密,想什么我都知道。你何必还要犹豫?”
“你……怎么会这么懂这些?你从来没有出来过,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成年人的事、关于心理的事、关于怎么对付那种人?”
这一次,大鸿沉默了很久。
沈惊鸿差点以为她睡着了——虽然她不知道一个人格能不能“睡着”。
“因为我没有被关起来,”大鸿终于说,“我被压下去之后,嘴上不能说话,身体不能动,但我看到了一切。看到了你被赵大勇骂的时候缩在角落里的样子,看到了你妈妈临终前握着你的手说‘要乖’的样子,看到了你在学校被人欺负之后躲在厕所里哭的样子。十五年,我看到了每一幕。每一滴眼泪,每一声啜泣,每一次你把舌头咬出血都不敢出声的忍耐。我都看到了。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懂这些?因为我用十五年的时间,一直在看,一直在想,一直在等。”
“等什么?”
“等你愿意让我出来的那一天。”
沈惊鸿的心猛地揪紧了。
她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。她一直以为大鸿是突然出现的、忽然苏醒的、从某个不可知的地方降临到她身体里的。可大鸿说的是——她一直都在。一直都在看着。一直都清醒着。
“那你……不会很痛苦吗?”沈惊鸿的声音在发颤,在心里发颤。
“习惯了。”
轻描淡写的三个字,像一个人说“今天天气不错”一样寻常。但沈惊鸿听出了这三个字底下压着的东西——那是一种比她所经历的一切更深、更重、更漫长的折磨。她被欺负了可以哭,被打了可以痛,可以在厕所隔间里、在深夜的被窝里、在空无一人的巷子里,把所有委屈化为眼泪流出来。
可大鸿不能。她只能看着,只能听着,只能把所有愤怒、所有不甘、所有想要冲出来保护这个身体的欲望,全部压回心底那个没有门窗的房间里。
“大鸿。”沈惊鸿在心里念出这个名字,嘴唇没有动,但她的整个身体都在轻轻颤抖。
“嗯。”
“以后……你可以多出来。”
帘子外面传来赵大勇换台的声音,遥控器被重重地摔在茶几上。但沈惊鸿的头一次没有被这个声音吓得缩起脖子。
因为她感觉到了一阵暖意从心口扩散开来,不是那种灼热的、侵略性的热度,而是温暖的、像冬日炉火一样的温度,从胸口流向四肢百骸,流过她的指尖,流过她的脚尖,流过她每一寸曾经因为寒冷而蜷缩的皮肤。
“你说真的?”大鸿的声音有一丝变化,像冰面下有什么东西在松动。
“真的。”沈惊鸿在心里说,“你憋了那么久,也该出来透透气了。”
又是沉默。
但这一次的沉默不是冷的,而是湿润的、温热的,像大雪初霁时阳光落在雪面上,表面还是白的,底下已经在慢慢融化。
“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”沈惊鸿在心里补充。
“说。”
“别把人打残了。打残了要坐牢的。”
大鸿笑了。
那个笑声和以前不一样。以前的笑是冰刀,是寒刃,是危险的预告。这一次的笑是冰面下那条暗涌的河流终于撞碎了最薄的那层壳,带着被压抑了太久太久的水汽,在阳光下蒸腾成一片白雾。
“好,听你的。”
这是大鸿第一次说“听你的”。
沈惊鸿弯起嘴角,在帘子后面露出一个很小很小的、只有自己知道的微笑。
她不知道的是,那个微笑在夜色中映在玻璃窗上的倒影里,多了一层几不可见的银色光晕——像月亮的双生影,明明只有一个光源,却照出了两个轮廓。一个柔软,一个锋利;一个微弯,一个舒展;一个像是初生的芽,一个像是守护着芽的树干。
而赵大勇换台的间隙扫过那个角落,忽然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寒颤,把毯子往上拽了拽。
他不知道为什么,但他觉得今天屋子里比平时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