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会过问

沈昭宁盯着屏幕上那份旧新闻，脑子里有一根线正在把散落的珠子一颗一颗地串起来。二〇〇五年九月，孙志远完成了景川集团委托的一个课题，课题名称是“进出口贸易政策环境评估”。一个做进出口贸易的企业，委托一个经济学教授做政策环境评估，这在商业逻辑上是成立的。但问题在于，孙志远不是一般的经济学教授，他是苏城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博士生导师，在海关政策、外贸法规这个领域，是苏城乃至全省都排得上号的权威。他写一份报告，说某项政策有调整空间，海关就可能真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做一次论证，说某种贸易模式符合国际惯例，监管部门就可能真的网开一面。

这就是孙志远在这个走私网络里的价值。他不是拿刀的人，也不是运货的人，更不是洗钱的人。他是在所有人的头顶上撑起一把伞的人。只要他在，那把伞就在。只要那把伞在，雨就淋不到下面任何一个人的头上。

“孙志远现在住在哪里？”沈昭宁问顾衍之，目光还停留在电脑屏幕上。

顾衍之又敲了几下键盘，调出一份资料。“苏城大学附近的一个老小区，叫杏林苑，是他早年分到的教授楼。他退休后没有搬走，一直住在那儿。老伴五年前去世了，子女都在国外，他现在一个人住，请了一个钟点工每天来做两顿饭。他的‘记忆力严重衰退’是从去年年初开始的，据说严重到有时候连自己的子女都不认识。苏城大学的老教授们偶尔会去看他，但据他们说，孙志远已经不太能跟人正常交流了，问什么都答不上来，要么就是答非所问。”

“病历呢？有没有医院的诊断？”

顾衍之摇了摇头。“没有公开的信息。他的子女带他去做过检查，但检查结果没有对外公布。苏城大学的老教授们只知道他‘病了’，至于什么病、严重到什么程度，没有人说得清楚。”

沈昭宁端起凉透了的咖啡又喝了一口，苦味在舌尖上蔓延，让她的思维更加敏锐。一个在走私网络里扮演“撑伞人”角色的权威教授，在所有人都开始清算旧账的时候，突然“记忆力严重衰退”了。这个时间点选得太好了，好到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不是真的病了，而是选择了用一种体面的、无可指摘的方式，从这个世界上所有他不愿意面对的问题面前消失。你没法对一个连自己子女都不认识的老人问话，也没法把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送上法庭。他的“病”，是他给自己找到的免死金牌。

“我要见他。”沈昭宁放下咖啡杯，声音不大，但语气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，“不是今天，不是明天，等我把陈维民的事情处理完之后。孙志远是我清单上的最后一个人，我要留到最后见。因为如果他真的是装的，我只有一次机会让他开口。我必须在那一次机会到来之前，把所有能用来撬开他嘴的东西都准备好。”

顾衍之把电脑合上，收进背包里。他看着沈昭宁，目光里有犹豫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最终没有说出来。沈昭宁注意到了他这个欲言又止的表情，但没有追问。她知道他想说什么——他想说，如果孙志远是真的病了，她的一切准备都是白费。但沈昭宁不在乎。在这个局里，她不能假设任何一个人是清白的，也不能假设任何一个人的“病”是真的。她只能假设所有人都有罪，所有“病”都是装的，所有“意外”都是蓄意的，所有“巧合”都是安排好的。只有这样，她才能在这个充满了谎言和伪装的迷宫里，找到那条唯一的出路。

咖啡馆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穿着深蓝色夹克衫的男人走了进来。他大概五十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方脸，眉眼间有一种沈昭宁在她认识的所有体制内的人身上都见过的特质——谨慎、警觉、不动声色。他走进来之后，目光在店里扫了一圈，然后径直走向沈昭宁和顾衍之的桌子。

“沈小姐？”他的声音很沉，像是从胸腔里压出来的。

沈昭宁看着他，没有回答，也没有站起来。她在等他自己报身份。

男人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一个证件，翻开，亮给她看。苏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，周海涛，副支队长。证件上的照片比本人年轻一些，但五官是一致的，沈昭宁没有花太多时间辨认真假，而是直接把目光从证件移到了周海涛的脸上。“周队长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周海涛把证件收回去，没有坐下来，而是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那种姿态既不是审问也不是请求，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、带着某种官方口吻的通知。“沈小姐，我不绕弯子。你最近在查一些事情，查的事情涉及到我们经侦支队正在办理的一起案件。我来找你，不是要阻止你，而是要提醒你，你查的这些东西，比你想象的要危险得多。”

沈昭宁的心跳加快了两拍，但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她端起咖啡杯，慢慢地喝了一口，然后把杯子放回桌上，杯碟碰撞发出轻微的声响。这个动作她做得极其从容，像是在告诉周海涛：我不怕你，不怕你说的“危险”，不怕任何你用来吓唬我的东西。

“周队长，”沈昭宁抬起头来看着他，目光平静得像一面镜子，“你说的‘正在办理的案件’，是什么案件？跟我查的事情有什么关系？你来找我，是代表你个人，还是代表经侦支队？”

周海涛的嘴角动了一下，那个弧度很小，但沈昭宁捕捉到了。那是苦笑。一个见惯了犯罪和死亡的警察，在面对一个比他想象的更难对付的 civilian 时，才会露出的那种无奈的、带着一丝欣赏的苦笑。他从对面的椅子上拉过来一把椅子，坐下来，把夹克衫的扣子解开了一颗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双手交叉搁在膝盖上，摆出一副“我要跟你说正经事”的姿态。

“沈小姐，你父亲叫沈建邦，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去世，死因肝癌。你前夫叫徐之衡，你三个月前跟他离婚，拿到了两家公司和物流园区的控制权。你公司新来的战略发展部总监顾衍之，现在就坐在你旁边，他的父亲叫顾鹤鸣，二〇〇七年去世，死因胰腺癌。还有一个人，陆知舟，他的父亲陆鹤鸣，二〇〇六年去世，死因车祸。四个人，四桩死亡，时间跨度不到两年。你觉得这很正常？”周海涛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低到只有这张桌子上的人能听见，“我告诉你，不正常。我查这四桩死亡背后的东西，已经查了三年。”

沈昭宁的瞳孔微微缩了一下。三年的调查。这个警察在她开始追查这件事之前很久，就已经在追查了。她忽然想起那条匿名短信，想起那些精准到近乎上帝视角的信息，想起那个“你猜”的语气。那个发短信的人，是不是就是周海涛？不，不对。周海涛的语气是警察的语气，直接、克制、带着官方口吻的谨慎，跟那条短信里那种近乎戏谑的“你猜”完全不是同一个调子。不是他。发短信的是另一个人。

“你查到什么了？”沈昭宁问。

周海涛看了她一眼，那个眼神很复杂，像是在评估一个要不要拉进陷阱里的猎物，又像是在打量一个要不要信任的盟友。“沈小姐，你见过赵建国了。赵建国跟你说了什么，我不问，那是你的自由。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他不知道的事情。你父亲不是被毒死的，也不是自己把自己毒死的。他是被逼死的。那个让他选择死的人，用的不是毒药，是比毒药更厉害的东西。”他顿了顿，身体又往前倾了一些，声音低到几乎是在耳语，“是你的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