冬天来的时候,陈奕恒生了一场病。
不是什么大事,只是普通的感冒。但对于一个做过骨髓移植的人来说,普通的感冒也可以是大事。那天凌晨三点,陈浚铭是被一阵压抑的咳嗽声惊醒的。地铺上没有人,他猛地坐起来,借着窗外的路灯光,看见陈奕恒蜷缩在沙发上,裹着毯子,肩膀一耸一耸地颤抖。他赤着脚跑过去,伸手探上陈奕恒的额头。滚烫的。“怎么不叫我?”他的声音因为着急有些发紧。陈奕恒抬起脸来,因为发烧而泛红的脸上挂着一个极淡的笑:“你明天还要上班。”陈浚铭没理他。他翻出温度计塞进陈奕恒腋下,又去倒了温水,拧了冷毛巾敷在他额头上,动作快得像上了发条。三十八度七。他拿起手机要打急救电话,被陈奕恒按住了。“只是感冒,吃药就好了。”“你白细胞那么低,能跟正常人比吗?”陈浚铭几乎是吼出来的。吼完他自己先愣住了。陈奕恒也愣住了,然后慢慢地弯起嘴角,伸手拉住陈浚铭的手腕,把他拽到沙发上坐下。“你别凶我,”陈奕恒的声音因为嗓子发炎而沙哑,带着一点故意放软的尾音,“我还病着呢。”陈浚铭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。他不是故意的。他只是害怕。他害怕任何一个普通的感冒、任何一次普通的发烧、任何一个普通人扛一扛就过去的小病——到了陈奕恒身上,都会变成要命的关口。他害怕那间ICU,害怕那些滴滴响的仪器,害怕那种只能隔着玻璃看着却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。他已经经历过一次差点失去,他受不了第二次。“对不起,”他把脸埋进陈奕恒的颈窝,声音闷闷的,“我不该吼你。”“嗯,原谅你了。”陈奕恒抬手揉了揉他的头发,“那急救电话还打不打?”陈浚铭闷了半天,摇了摇头。但他还是请了假,第二天一早带着陈奕恒去了医院。抽血、查体、开药,折腾了一整天。医生说问题不大,按时吃药多喝水多休息就好。陈浚铭把医嘱记了满满一页纸,比当年高考复习还认真。回家以后他把陈奕恒塞进被窝里,自己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,像一个忠诚的卫士。陈奕恒吃了药有些昏沉,半睡半醒之间,感觉到有人一直在轻轻摸他的额头,凉凉的,干燥的,一下一下,像某种古老的、温柔的仪式。他迷迷糊糊地想,这个人怎么还不去睡觉。他想说“你去睡吧”,可是嘴巴张了张,没有发出声音。不是说不出来,是不舍得打断那只手。那只手已经等了他三年,他不舍得让它再等一秒钟。
感冒好了以后,陈奕恒整个人瘦了一圈。陈浚铭心疼得不行,变着法子给他做好吃的。他的厨艺是在陈奕恒住院那段时间练出来的——医院的饭菜不好吃,他就自己做了送过去,从最初的西红柿炒鸡蛋都能炒糊,到后来能稳稳当当地炖出一锅香浓的排骨汤。陈奕恒每次喝汤的时候都会把碗端起来,一点一点地喝完,然后把空碗递给陈浚铭,说一句“好喝”。只有两个字,但陈浚铭每次听到都会笑,笑得眼睛弯弯的,像只被顺了毛的猫。有一天陈浚铭在厨房洗碗,陈奕恒从背后走过来,双臂环住他的腰,下巴抵在他肩膀上,整个人像一件衣服一样挂在他身上。“重。”陈浚铭说,但没有躲开。“你嫌弃我。”“没有。”“那你为什么不转过来看我?”陈浚铭关掉水龙头,甩了甩手上的水,转过身来。陈奕恒比他高半个头,他需要微微仰起脸才能对上那双眼睛。厨房的灯光是暖黄色的,落在陈奕恒的脸上,把那些因为长期病痛而留下的痕迹都柔化了,让他看起来像一个瓷做的娃娃——好看的,却让人担心一碰就碎。“看完了?”陈奕恒问。“没有。”“那继续看。”陈浚铭笑了,伸手捏了一下他的脸:“你今天怎么这么黏人。”“因为今天的汤很好喝。”陈奕恒一本正经地说,“好喝的汤会让人想撒娇。”陈浚铭笑得肩膀都在抖,然后踮起脚尖,在陈奕恒嘴角亲了一下。“那以后每天都给你做好喝的汤。”“好。”
十二月底的时候,陈奕恒接到了父亲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局促,像是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才终于拨出了这个号码。陈父说,快过年了,问他要不要回家吃顿年夜饭。陈奕恒握着手机,沉默了几秒,然后转过头看了一眼正在阳台上晾衣服的陈浚铭。冬日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,把那个少年的身影镀上一层薄薄的金色。他正在跟一件拧成麻花的床单较劲,嘴里嘀嘀咕咕的,不知道在说什么。“爸,”陈奕恒说,“我能带一个人回去吗?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然后陈父说:“嗯,带回来吧。”
大年三十那天,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。陈浚铭穿了一件新买的深灰色大衣,围着陈奕恒给他织的围巾——说是织,其实就是最基础的平针,歪歪扭扭的,有好几处还掉了针,但陈浚铭宝贝得不行,出门前对着镜子整理了不下十遍。“又不是去相亲。”陈奕恒靠在门框上看着他。“万一你爸看不上我呢?”“那你就努力让他看上你。”“怎么努力?”“像你平时那样就行。”陈奕恒走过来,帮他把围巾重新整了一下,动作很轻很慢,“不用刻意讨好谁。做你自己,就已经够好了。”陈浚铭抬头看着他,眼眶有点红。“陈奕恒,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?”“跟你学的。”陈奕恒低下头,在他额头上轻轻落下一个吻,“走吧。”
陈奕恒的老家在城郊的一个老小区里,房子不大,两室一厅,家具都是十几年前的款式,但收拾得很干净。推开门的时候,陈浚铭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饭菜香。厨房里有人在忙活,锅铲碰撞的声音、油花溅开的声音、抽油烟机嗡嗡转动的声音,混在一起,变成一种让人莫名想哭的背景音。陈父从厨房探出头来,围着围裙,手里拿着锅铲,脸上带着一种不太熟练的笑。“来了?坐,马上就好。”陈浚铭叫了一声“叔叔”,然后把手里提的大包小包放在茶几上。有水果,有保健品,还有一盒陈奕恒说父亲爱喝的龙井茶。陈父看了一眼那盒茶叶,嘴唇动了动,最终什么都没说,转身回了厨房。陈母坐在沙发上,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。她的腿脚不好,走路需要拄拐杖,但精神还好,笑起来的时候能看到年轻时候的影子。她拉着陈奕恒的手,上上下下地看了好几遍,眼眶红了,但忍着没哭出来。“瘦了,”她说,“比上次视频里还瘦。”“妈,我胖了两斤呢。”陈奕恒笑着,“浚铭天天给我炖汤,我都不想喝了。”“不想喝也得喝,”陈浚铭在旁边接了一句,“白细胞还没达标呢。”陈母的目光转向他,仔仔细细地打量着。陈浚铭坐得笔直,双手放在膝盖上,像一个被面试的学生。他今天特意把头发梳得很整齐,领口扣得严严实实,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又体面。“你就是浚铭?”陈母问。“是,阿姨,我叫陈浚铭。”“这几年,是你一直在照顾奕恒?”陈浚铭犹豫了一下,然后点了点头,又摇了摇头。“不是我照顾他,是我们互相照顾。”陈母看着他,忽然笑了。那笑容里有一些释然,有一些心酸,更多的是一种母亲特有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柔软。“好孩子,”她说,声音有些哑,“谢谢你。”
年夜饭很丰盛,摆了满满一桌子。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清蒸鲈鱼、蒜蓉西兰花、鸡汤、饺子——每一样都是陈奕恒爱吃的。陈父不停地往陈奕恒碗里夹菜,夹着夹着,筷子忽然停在半空中。他想起三年前,他亲手把这个儿子锁在房间里,连一顿像样的饭都不肯送进去。那时候陈奕恒在屋里砸门,砸到手骨裂,他在门外抽了一整夜的烟,一根接一根,抽到天亮了,也没有把门打开。他是一个父亲。他以为自己是在保护儿子。可他差一点毁了他。“爸,”陈奕恒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,“你也吃。”碗里多了一块红烧肉。陈父低下头,把那块肉夹起来放进嘴里,嚼了很久,久到那块肉已经不需要再嚼了。他不是在吃肉。他是在咽眼泪。陈浚铭坐在陈奕恒旁边,安静地吃着饭。他不怎么说话,但每次陈奕恒的杯子空了,他就会不动声色地续上饮料;每次陈奕恒咳嗽一声,他就会看他一眼,确认他没事才继续低头吃饭。这些细小的、几乎不易察觉的动作,被陈母一一看在眼里。饭后,陈母把陈浚铭叫到了阳台上。阳台很小,只够两个人并肩站着。远处有人在放烟花,砰的一声炸开,五彩的光映在雪地上,好看极了。“浚铭,”陈母的声音被烟花声盖住了一些,但每个字都很清楚,“阿姨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“您问。”“你怕不怕?”陈浚铭转过头看着她。“怕什么?”“怕他……”陈母的声音终于颤抖了,“怕他有一天……”“阿姨。”陈浚铭打断了她。他的声音不大,但很稳,像是这个问题他已经想过无数遍,早就准备好了答案。“我不怕。”他说,“因为不管他活多久,我都会在他身边。一天也好,一年也好,一辈子也好——他在哪,我就在哪。”阳台的门是关着的,客厅里的电视声隔着玻璃传出来,模模糊糊的,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。陈母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,看着他年轻的脸、坚定的眼睛、被风吹乱的头发,忽然觉得那些她担忧了很久、害怕了很久的事情,好像并没有那么可怕了。这个孩子会用他的一辈子来证明一件事——她儿子值得被爱。
回去的路上,雪下得更大了。公交车里暖烘烘的,车窗上蒙了一层白雾。陈奕恒靠着座椅,侧头看着窗外的雪,睫毛上沾了一点细碎的水汽,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微弱的光。“我妈跟你说什么了?”他忽然问。陈浚铭正在玩手机,闻言抬起头:“她问我怕不怕。”“怕什么?”“怕你有一天不给我炖汤了。”陈奕恒转过头来看他。陈浚铭对上他的目光,笑了。“骗你的,”他的声音忽然轻了下去,“她问我怕不怕你生病。怕不怕你哪天又……”他没说完。不需要说完。陈奕恒伸出手,把陈浚铭的手握在掌心里。公交车晃了一下,两个人的肩膀碰到了一起。“那你怎么说的?”“我说我不怕。”陈奕恒看着他,看了几秒,然后把他往自己这边拉近了一些。陈浚铭的耳朵又红了。“你干什么?”“想抱你。”“在公交车上呢。”“嗯。”陈奕恒说,“我知道。”他还是抱了。手臂环过陈浚铭的肩膀,把他整个人拢进怀里,下巴搁在他的头顶上。公交车的窗户开了一条缝,冷风灌进来,带着雪的味道。陈浚铭把脸埋在陈奕恒的胸口,听着那颗心脏一下一下地跳着。咚,咚,咚。有力的,沉稳的,像在说——我在。我还在这里。你哪里也不用去。窗外的雪还在下,纷纷扬扬的,把整座城市染成了白色。公交车晃晃悠悠地穿过夜色,载着两个依偎在一起的少年,驶向那个叫做“家”的地方。很小,很旧,六楼没有电梯,但有一扇朝南的大窗户,阳光可以从早晒到晚。那是他们的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