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鹿宁看着那杯水和那双掰开的筷子,心想:这就是张远。他做的所有事情都轻描淡写,因为他觉得理所当然。但恰恰是这种“理所当然”,才是最珍贵的。他不是在刻意照顾她。他是真的把她放在了心上,放在了一个会自动帮她掰筷子、倒水、点微辣的位置上。
粉端上来的时候,热腾腾的蒸汽糊了沈鹿宁一脸。她低头喝了一口汤,然后愣住了。
“好喝吗?”张远期待地看着她。
“这个汤……”沈鹿宁又喝了一口,“是骨头汤熬的?怎么这么鲜?”
“牛骨汤。老板每天凌晨四点起来熬,熬六个小时。以前我上早自习之前会来吃一碗,吃完翻墙进学校。”张远熟练地用筷子挑起一撮粉,吹了两口气送进嘴里,“那时候一碗粉三块钱。现在是八块。涨了五块钱,涨了十三年。”
“物价涨了,但味道没变。”
“对。”张远笑了,“每次回来吃,都是这个味道。”
沈鹿宁吃着粉,看着对面这个坐在老粉店里吃粉的男人。他和昨晚那个抱着吉他唱《角落》的人是同一个人,和在录音棚里录《围墙》的人也是同一个人,和站在万人演唱会舞台上的人也是同一个人。但他此刻坐在一张油渍斑斑的小桌子前,吃着八块钱一碗的粉,脸上是一种她在北京从未见过的、彻底的放松。
“远哥。”
“嗯?”
“你在长沙的样子,和在北京不一样。”
“哪里不一样?”
“在北京,你是歌手张远。在长沙,你就是张远。”沈鹿宁认真地组织着语言,“在北京你身上有一种绷着的感觉。不是不好的那种绷,是职业带来的——你是艺人,你要面对镜头、面对工作、面对各种人,那种绷是必须的。但在长沙,你不绷了。你整个人都松下来了。”
张远放下筷子,认真想了想她的话。“你说得对,”他说,“在北京我是歌手、是‘再就业男团’的张远、是苏醒的降智兄弟——这个是他起的不是我承认的——有很多身份。在长沙,我只是张远。是我爸妈的儿子,是这家粉店的熟客,是翻墙进学校的高中生。”
“还有呢?”
“还有——是你的‘远哥’。”他重新拿起筷子,“这个身份在哪都一样。”
沈鹿宁低下头吃粉,耳朵尖又红了。
吃完粉,张远带她去了岳麓山。
冬天的岳麓山游客很少,山道两旁的枫树落光了叶子,光秃秃的枝丫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勾勒出简洁的线条。两个人沿着山路慢慢往上走,空气冷冽清新,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给肺做一次清洁。
“我小时候每个周末都来爬岳麓山。”张远走在前面,步伐比平时更轻快,“那时候觉得这座山好大,爬到山顶要很久很久。后来去了北京,爬了几次香山,再回来爬岳麓山,发现其实很小,半个小时就到顶了。”
“山没变,是你变大了。”
“对。”张远停下来等她,“以前我以为世界就那么大——长沙城,岳麓山,湘江。后来走了很多地方,看了很多风景,再回到这里,发现这里还是最美的。不是风景最美,是最舒服。”
他们走到半山腰的一个亭子里坐下来休息。亭子很老了,柱子上的红漆已经斑驳,檐角挂着一只生了锈的风铃,被山风吹得发出低沉的响声。山下是长沙城的全景,湘江像一条银灰色的丝带穿过城市,橘子洲大桥上车流如织。
“那里,”张远指着远处的一个地方,“是我以前住的地方。后来拆迁了,盖了商场。我小时候在那条巷子里骑自行车,摔过三次。有一次摔破了膝盖,我妈用紫药水给我涂,涂完整个膝盖都是紫色的。”
“你小时候很皮吗?”
“不算太皮。但经常摔跤。可能是因为头大重心不稳。”张远一本正经地说。沈鹿宁笑得靠在他肩膀上。